作者简介

影山，本名陈玮，诗人、作家，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员。

双溪——同安的母亲河，浩瀚纵横，捭阖千年。她汇聚着山脉的雄浑，水脉的灵动，文脉的智慧与血脉的深情，携着远古的跫音流向大海，奔腾不息，源远流长。

双溪汇合处，千年古城同安，雄踞中国东南沿海之滨，扼守“闽南金三角”腹地，“襟漳带泉，控闽南之要冲；依山面海，据八闽之门户”。自西汉许濙将军开疆拓土以来，这片沃土已历经两千余载春秋更迭。其山川形胜几经巨变，建制沿革数度变迁，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出厚重的人文底蕴，素有“海滨邹鲁之乡，声名文物之邦”的盛誉。

早在远古时期，人类文明的火种就已播撒在同安这片沃土之上。商周之际，中国东南地区逐渐形成了“七闽”部落。至春秋战国时期，越族的一支——于越部落南迁入闽，与当地七闽部落相互交融，最终孕育出独具特色的闽越文化，是闽南文化的重要源头。闽越人的后裔逐渐分化为“山畲”“水疍”两大族群，他们在同安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，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。

西汉时期，中原文明已臻于鼎盛，而同安地区的原住民仍处于古越族的部落文明阶段。元鼎四年（公元前113年），汉武帝为平定闽越叛乱，遣左翊将军许濙率部南征。许濙大军渡江越岭，最终屯驻于“营城”（今同安三秀、后炉一带）。历十年，闽越平，复蒙敕旨，永镇斯土。随许淡将军入闽的这一批中原兵士，成为第一批入闽的中原汉人，故民谚有“未有同安，先有许督”之说。

闽南地区负山面海，僻处东南一隅。自魏晋以降，中原板荡，大批北人避乱南迁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，促进了闽南地区的开发。西晋太康三年（282年），朝廷析晋安县（原东安县）地置同安县，隶于晋安郡，“同安”之得名始于此。

至唐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，析南安县西南四个乡置大同场。唐末五代乱世，王潮、王审知兄弟率义军入闽，经多年征战，最终统一八闽大地。后梁开平三年（909年），王审知受封闽王。这位被宋太祖尊为“八闽人祖”的开闽王，在位期间推行“保境安民”之策，广纳贤才，减轻赋役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福建出现了“时和年丰，家给人足”的升平景象。

后唐长兴四年（933年），王审知次子王延钧称帝，升大同场为同安县。同安县疆域囊括今厦门市各区（海沧部分）、漳州市龙海区角美镇及金门县等地，这一行政格局历经宋元明清各代，直至清末都保持基本稳定。

嘉庆版同安县境图

千年的历史积淀，铸就了同安独特而厚重的人文底蕴。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，历代先贤如璀璨星辰般辉映史册。其中“芦山苏氏”“东黄西石”“南陈北薛”等名门望族，自中原南迁入闽后，在这方“四序有花长见雨，一冬无雪却闻雷”的大地上开枝散叶。他们以诗书传家，以科第显扬，共同谱写了同安灿烂的氏族文化篇章。

尤为瞩目的是“芦山苏氏”一脉。其开基祖苏益于唐末随王审知入闽，其子苏光诲在同安葫芦山下创建芦山堂，从此苏氏在此扎根繁衍。苏氏一族被誉为“书香门第”“闽南望族”，唯宋代荣登进士榜者达十八人，其府第誉称“十八进士第”。其中的杰出代表当属北宋贤相苏颂，这位旷世通才博览经史百家，精通算法、地志、山经、本草、训诂、律吕等诸多领域。他主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，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，更开创了近代钟表擒纵器的先河。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盛赞其为“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”。

同安自古崇文重教，文风鼎盛。五代时期，县令陈洪济于登龙坊创建孔庙，开创了同安官学之先河。这座历经沧桑的孔庙，见证了同安从“蛮荒之地”到“海滨邹鲁”的华丽蜕变。

宋代大儒朱熹首仕同安期间，于文庙内增建经史阁、教思堂，首建纪念苏颂的“苏丞相正简祠堂”，彰显其崇文重教之志。明天顺年间，县丞刘珣器扩建明伦堂并修建“兴贤育才”坊，进一步弘扬朱子遗风。现存文庙建筑群主体为清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年）同安知县吴镛依制重建，成为见证同安千年文脉的重要象征。

自五代建制以来，同安文教事业历经宋元两代蓬勃发展。尤其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主簿同安期间，大力振兴教育，整饬学风，理学思想在此生根发芽。宋元两代，同安共涌现进士50人，其中苏颂、许升、吕大奎等15位学者著作等身，影响深远。这片昔日的滨海僻壤，因文教昌明而华丽转身，终成“海滨邹鲁之地，声名文物之邦”。名宦鸿儒代代相承，书香门第辈出英才，共同谱写了同安灿烂的文化篇章。至今漫步同安古城，仍可感受到那穿越千年的琅琅书声与醇厚文脉。

朱熹在同安任上完成了其思想体系“逃禅归儒”的关键转折，为其日后成为理学集大成者奠定了基础。朱熹在任期间，大兴文教，采风问俗，以礼导民，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朱子学派。时人赞誉：“闽之文学以漳泉为最，而漳泉尤以同安为最。盖因朱子过化，文风日盛耳。”正因如此，同安被公认为朱子学说的发祥地，“朱熹过化八百年”的佳话流传至今。

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五年（1145年）的同安城，因其城郭形制“东西广，南北隘，如银锭样”，故名“银城”。城南溪浒有三块天然奇石，其形若鱼，其色若铜，朱熹命为“铜鱼”。相传朱熹谶曰：“铜鱼水深，朱紫成林”，“铜鱼石上排金车，此是公侯宰相家”，故同安县城又添“铜鱼城”之美誉。

朱熹在同安开创讲学之风，为这片土地播下文教火种。自元末至清末，文公书院、双溪书院等学府相继而立，其中四所书院更延续至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，为八闽大地培育了无数栋梁之材。

明清时期，同安文教事业臻于鼎盛。据载，两朝共考取文武进士178人，文武举人967人，著述传世的学者文人达107位之众。这片人文荟萃之地，先后走出了理学名宦林希元、三郡知府陈沧江、刑部左侍郎洪朝选、光禄少卿蔡献臣、五省经略蔡复一等名宦硕儒。至近代，更孕育出汉语拼音之父卢戆章、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辜鸿铭等杰出人物。这些乡贤名士或立德立言，或经世济民，共同谱写了“海滨邹鲁”的灿烂篇章，使同安文脉绵延不绝，光耀千秋。

明清之际，同安作为东南海疆门户，历经烽火洗礼。明洪武年间起，倭寇屡犯东南沿海，地处要冲的同安首当其冲。面对倭患，同安军民同仇敌忾，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抗倭壮歌。

清初，同安更成为郑清对峙的战略要冲。郑成功曾在此屯兵演武，与清军展开长达二十余年的拉锯战。直至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施琅率师东征，一举统一台湾，这片饱经战火的海疆正式归入清廷版图。

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同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这里不仅文风鼎盛，更尚武成风，民间武馆林立，习武之风蔚然。清道光帝曾赞“同安为武功最盛之区”。据统计，明清两代同安籍武进士达49人，水师提督20余人，堪称清代水师将领的摇篮。民族英雄陈化成、水师提督吴必达等皆出于此。

鸦片战争期间，同安再成抗英前线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英军进犯厦门，同安军民三度奋起抵抗。在保卫家园的殊死战斗中，同安儿女用血肉之躯，在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。至今，这片英雄土地上的抗英遗址仍在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。

同安自古以来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。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使其成为东南沿海航运网络的要冲。宋代时，同安已凭借发达的制瓷业和航运业，在海上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。及至明清时代，同安已成为厦门港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，双溪沿岸码头相望，商业繁荣。

同安制瓷业源远流长，唐代已有窑场分布。至宋元时期，“同安窑系”青瓷以其精湛工艺享誉海外，汀溪窑为其中重要代表，其所产青瓷因契合日本茶道宗师村田珠光“和静清寂”的审美理念，被尊为“珠光青瓷”，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。这些承载着东方美学的瓷器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亚、东南亚各地。

明清时期，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兴盛，同安港迎来空前繁荣。双溪两岸商船云集，码头鳞次栉比，来自各国的商贾在此交易货物。厦门港凭借其天然良港的优势，逐渐发展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进出口贸易枢纽。这一时期，同安不仅是商品集散地，更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，其繁荣景象一直延续至近代。

明末清初，战乱频仍，海禁森严，同安百姓为求生计，纷纷南渡出洋。厦门开埠后，更有无数同安贫民被“卖猪仔”到海外当华工，在异国他乡的血泪开拓史中，写下了最悲壮的一页。

然而，正是这些坚韧不拔的同安先民，驾着“同安船”劈波斩浪，或渡台湾，或下南洋。他们以海洋为路，以智慧为帆，在惊涛骇浪中开辟出一条条海上商路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商业传奇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明清时期同安移民台湾人数冠绝闽南。这些拓荒者“渡大海，入荒陬”，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，将同安文化深深植根于宝岛。至今，台湾宫庙中香火鼎盛的保生大帝、黑脸妈祖、大使公、池王爷等信仰，无不是随同安先民跨海而来的神祗。两岸相同的民间信仰、戏曲艺术、建筑风格，都在诉说着割不断的血脉亲情。这条穿越海峡的“信仰通道”，见证着同台两地永远的心灵共鸣。

甲午硝烟未散，民族危亡之际，同安志士毅然投身革命洪流。1911年11月9日，在武昌起义的号角声中，同盟会会员庄育才、陈迭臣、陈延香等率领革命军兵临同安城下，守城清兵未予抵抗，同安和平光复。

民国肇建，同安儿女继续为捍卫共和而战。1916年6月1日，在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运动中，庄尊贤、潘节文等革命志士率领闽南讨袁联军浴血奋战，最终壮烈殉国，用生命诠释了“誓死捍卫共和”的铮铮誓言。

抗战烽火中，同安更成为东南抗日前哨。1937年金门沦陷后，同安沿海饱受日军炮火摧残。在这危难时刻，海内外同安人同仇敌忾，侨领陈嘉庚、陈延谦等振臂高呼，慷慨解囊，支持抗战及家乡各项公益事业，各地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陈嘉庚为同安仁德里集美社人，于1909年结识孙中山，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。1937年，七七抗战爆发后，组织“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，领导支援祖国抗日救亡。1940年率领“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”回国，坚持团结抗战。1952年回国定居，年逾古稀，仍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被毛泽东誉为“华侨旗帜民族光辉”。

这些赤子情怀的海外乡贤，虽身在异域却心系桑梓。无论是支持革命还是建设家乡，他们都以拳拳报国之心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正如那穿越重洋的侨批家书，字里行间尽是割舍不断的家国情怀，成为连接同安与海外游子的精神纽带。

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中共同安地方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。1949年9月19日，同安县城解放。在这片红色热土上，走出了开国少将彭德清、红色诗人鲁藜等革命志士。

1949年10月1日，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，千年古城同安翻开了历史新篇章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同安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，谱写了一曲曲改天换地的壮丽凯歌。

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。同安抓住历史机遇，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县到现代化城区的华丽转身。如今，这座融合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的滨海新城，正以崭新的姿态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“跨岛发展”战略的宏伟蓝图指引下，同安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，正以昂扬姿态全力打造新时代“富美同安”的崭新篇章。今日同安，已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主战场、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、岛外功能提升的核心区。

同安新城新貌

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，同安至今仍完整保留着深厚的文化基因。那些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祈求平安的“送王船”、纪念开闽圣王的“王审知信俗”、寄托“天人合一”诉求的玉皇信仰等，不仅是闽南文化的活态传承，更是同安人民的精神图腾。质朴的民间艺术、精湛的传统工艺、地道的古早风味，无不承载着千百年来的文化记忆，诉说着让世界同安人割舍不断的乡愁。